Kathleen Hanna

(SeaPRwire) –   凱薩琳·漢娜一直以來都同時表現出嚴肅和機智的一面。比單純的憤怒指責更具洞察力,這種語調的結合就是她自1990年代初以來的標誌。當時20多歲的漢娜領導的Bikini Kill樂隊,成為最著名的第三波女權運動「riot grrrl」的代表性樂隊。「吸我左邊的」,她在面對侵害者時咆哮道。她隨後的個人項目Julie Ruin,以活潑的衝浪節奏營造了一種叛逆的、戴髮圈的「」的畫面。而在2000年左右,她轉向舞曲朋克,與三人組合Le Tigre一起表演同步的舞蹈動作,同時以諷刺的歌名「Yabba-dabba-dabba-doo, man」傳達弗林特石頭的精神。

漢娜的新傳記《反叛女孩》(Rebel Girl),將於5月14日出版,她以同樣尖銳、自我反思、政治敏銳而又時常玩味的語調,講述自己生活故事中的起伏。她在電話中從南加州表示:「在很多情況下,我覺得自己可以捲成一團,哭個不停。」「而且我真的會哭。但我會找到悲傷中的幽默之處。」在書中,她表示「我希望能在能夠自我嘲諷的同時,也能認真地談論一些事情,因為我不想像以前那樣輕描淡寫。」在她的初稿中,「所有強姦內容都很有趣。」但最終版本在經歷必要的創傷治療後,以真摯但富洞察力的方式,深入淺出地描述了她作為少女和年輕女性所經歷的性侵。

這是她起源故事中可能為粉絲所熟知的一個方面 – 從困難的童年到1990年代的知名度,以及2007年Le Tigre解散後因為晚期的萊姆病而停止工作多年。在過去十年中,漢娜的三個主要音樂項目都進行了重組。在為《反叛女孩》進行宣傳之後,55歲的藝術家和活動人士將在今年夏天舉行Bikini Kill國際巡演,繼去年Le Tigre巡演之後。

《反叛女孩》以坦誠深思的口吻,講述了她最著名歌曲背後的故事(「吸我左邊的」是她姐姐的口頭禪),以及她最具神話色彩的主流媒體事件的重新解讀 – 比如當年她意外地在… 漢娜在書中也寫到了她過去很少公開的生活方面:她與音樂人… 的婚姻,流產,領養了一個兒子。

雖然寫作過程艱難,但它最終變成了從痛苦到快樂的旅程。漢娜回憶道:「我先寫了所有的壞事。然後我必須平衡一下,加入一些快樂。」她面對一片白紙思考了一個星期,「然後奇蹟般地,好的回憶開始浮現,『當我掘開創傷後,看看我找到了什麼:一個墳墓下面的玫瑰花園。』」

時代周刊:您已經是公眾人物超過30年了。您多久以前就開始考慮寫傳記?

凱薩琳·漢娜:大約10年前,我40多歲的時候,和我最好的朋友之一[,小說家]談到過這件事。然後我得了萊姆病,當時我的健康狀況不允許我承擔這樣一項大工程。當我康復後,我立即想繼續完成它。當時我正從紐約遷往帕薩迪納,要離開我媽媽遠一點,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。我想通過寫下來,釋放以前的自己,讓我可以向前行。不過我很高興等到50歲才開始,因為我覺得那時候的我,視角比40歲時更好。

現在您已經寫完書了,您感覺自己進入了人生的新階段嗎?

我想出版後,我會更完整地感受到這一點。但是的,我確實有這種感覺。我覺得自己終於成熟了——這很奇怪,我到55歲才覺得自己成熟。不過把「作家」加在名字後面,總會讓人感覺自己長大了。我也覺得自己完成了當初的目標,就是上了「快樂列車」。我真的很想學會如何快樂。如果有創傷和過去的陰影,這就更難了。

在寫作過程中,我開始意識到自己一直未曾處理的創傷。我一直忙個不停,不斷創作——或者生病。忙碌是我不去面對自己創傷的方式。最後我意識到,每次丈夫進門我都會嚇一跳,一直處在緊張狀態,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。所以我開始認真接受創傷治療,因為如果不這樣做,我每隔幾個月就必須停止寫作。我會漫無目的地發呆,只是呆呆地望著遠方。那真的很難受。我覺得自己終於從鐵達尼號上逃了出來。

在《反叛女孩》的序言中,您寫道:「我的戰爭從來不是針對性別歧視,而是性別歧視如何扭曲了我。」您可以解釋一下這個區別嗎?

性別歧視中傷害我最深的一點,就是當我試圖慷慨時,男人卻會利用這種慷慨來虐待我。我年輕時,一位很聰明的成年男子給了我很多有趣的書,和我一起討論。我當時想:「哇,終於有一個成年人看到我有多聰明。」但後來他對我示好,然後開始跟蹤我,這讓我覺得『現在我不能再開放自己,因為我只是個性玩具』。於是我開始認為每個情況都會像那樣。這些男人教會你不要慷慨,不要信任人或放下戒心——然後你又會因為不夠親切而受罰。

對我影響最大的性別歧視部分,是它扭曲了我的個性,讓我無法對新體驗敞開心胸。我受夠了被告知要堅強不拔,讓一切水落石出。你知道嗎?這些混蛋應該停止性別歧視,而不是由我控制。但我無法控制他人。我也不會一直想著性別歧視的男人。因為他們不值得我腦海中的空間。我只想著,在性別歧視的世界中,我如何能保持對批評和新體驗的開放?

riot grrrl不是您自稱的詞,但您一直在各種地方——從到本書的副標題——明確表明自己是女權主義者。多年來,您對這個詞的理解有何改變?

多年來,我對它的定義有所改變——主要是受到年輕人和資深學者的影響,他們教會我生活中的盲點。我從未經歷過種族主義,所以我需要了解種族主義如何影響女權主義等等。我會繼續學習,以避免重複犯同樣的錯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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